张珠玉(Scarlett
Jang)致力于画作题材的研究,自其完成于1989年的博士论文开始,可见一贯的研究兴趣及方法,研究的重点在于自文本的发掘及解读中确定题材的意义。
其博士论文探讨的画作题材计有牧牛、十八学士、香山九老、睢阳五老、洛阳耆英会、招隐等,时代横跨唐、宋、元、明,观者或赞助集团包括隐士、禅僧、文人官
僚及宫廷等,处理的角度为画作的政治社会意义及功能。引在如此庞杂的资料及缺乏中心的研究取向中,可以想象的是作者实难在画作主题、赞助性质或意义诠释上
有重要的突破,虽然发掘出若干具有参考价值的文字或图像材料。其后,张珠玉将其论文第二章关于宋代牧牛图的部分改写发表,基本上内容变动不大。牧牛题材并
未有单一的文本为参照对象,作者自多种不同文本的援引中,企图确定盛行于宋代的牧牛题材图作的意义,总结来说,牧牛图对文人士大夫、宫廷或禅僧寓含不同的
道德上、政治上或社会上的象征意义。此一结论十分有趣,但细究之,文中文本、书画作、
观者或赞助集团的联结并不十分清楚。作者依赖元、明的文字资料说明宋代牧放类牧牛绘画的政治意涵,图作上举出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传为江参、其实可能为明画的
作品,遗漏真正的宋画——传为祁序的《江山放牧图》。牧牛或牧马等牧放题材画作的政治意涵值得研究,但该文所用的资料尚未建立起可信的结论。再者,既然今
存南宋具有乡居乐趣的牧牛图皆为宫廷画家之作,如何确定文人官僚藉以明志,表达不眷恋官位的道德立场。如许多图像学式研究,此文较缺乏风格的探讨,多就题
材寻求意义,忽略风格形式也可能具有象征意义。
就本文思考的角度而言,上述研究主要的贡献在于新资料及研究题目的发掘,对于画作政治意涵及脉络的探讨显得不足。最大的原因或在于未以一具体的时空脉络作
为讨论重心及突破点,因此在资料的组织上稍嫌散漫。然而,作者1992年关于北宋初、中期翰林学士院中壁画及屏风画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,主要讨论这些画作
的政治意涵及其与所在学士院的关系。此文奠基于小川裕充1981年同一主题的研究,虽然与前述研究同样依赖文字记载明确地指出画作的意义,但由于匡限于北
宋初、中期的翰林学士院,时空性确定;再者,小川的研究极为难得地爬梳众多当代史料,推想新旧翰林学士院的位置,院内空间安排及画作空间配置,因此张珠玉
可在其擅长的题材意义上发挥,讨论翰林学士院在政治、文化上的象征意义,院内画作的意涵及置于翰林院的原因,并比对相关画家现存的作品。文内为假想之董
羽、巨然壁画绘出所在位置的3D图,尤其令人印象深刻。
此文对于今存画作政治意涵及使用脉络研究的贡献,应以郭熙《早春图》为代表。
《早春图》为画史上的巨作,描写万物蒸融、欣欣向荣的早春景象,气氛营造成功,灵动的笔墨尤具有扩散、感染性。绘画史研究中提及此图艺术成就或风格特色者
不少,也有自道家仙境观点解释其风格的研究,”但首先讨论其政治意涵及脉络的学者首推曾布川宽。在其1977年的论文中,曾布川言及郭熙所作壁画、屏风画
广布于神宗朝官府的情形,以实例说明神宗对于郭熙的宠爱。专论《早春图》时,尝试解释神宗专宠郭熙的原因,并以“官画”为名,将神宗新政的政治理想与郭熙
的画风联结:据郭熙著作《林泉高致集》,如《早春图》般山林整然的秩序形式具有象征意义,表现理想的君臣人伦秩序,因此符合神宗新政的要求。
张珠玉的文章对“春山”题材的郭熙画作有另一层面的讨论,首先提到郭熙于元丰五年(1082)奉帝命为新落成的翰林学士院作《春山》屏风,此一题材对当时
士大夫观者而言.寓含仙境之意,适合置于翰林学士院,因为翰林院自唐代以来被比喻成玉堂——道教仙境,再者,“春山”题材也象征统治者之仁政德化有如春来
万物复苏,所以置于翰林院中作为皇帝御座后的屏风极为合宜。
《早春图》所绘亦是春山景象,其政治意涵或如<春山》屏风,自其尺寸推之,也可能为屏障之用,而其画风正有春光平和、生生不息之感。
综合张珠玉、小川及曾布川的研究,再加上相关的记载,对于《早春图》的政治意涵及脉络可有以下初步的认识:翰林学士院的落成是神宗新政中官制改革在硬髓上
的代表,而郭熙特别制作的《春山》屏风,在象征意义上与翰林院契合,在政治意涵上适合置于帝座之后,象征皇帝仁育万物之德。而该屏风绘“春情之融洽,物态
之欣豫”,与今存《早春图》十分相似,除了象征帝德外,这一万物峥嵘、生机处处的景象正是新政在视觉上最好的表征,置于改革意味浓厚的新翰林院中自是观
者、空间、画作三者相得益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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